1919年，23岁的郁达夫去了烟花之地，但到了之后却对老板说:"给我找一个年纪大，长得丑，没人要的姑娘来!"不曾想，这句话最终成就了他。 彼时中国内忧外患，五四运动的浪潮刚刚退去，社会上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无数像郁达夫这样的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精神上陷入一种茫然的漂浮状态。 他不是来寻欢的，他是来麻醉自己的。正因如此，才会提出那个听起来荒唐的要求——找一个最不可能让自己动情的女人，坐一坐，说说话，然后离开，什么都不留下。 老板领来的，是一个叫海棠的女人。海棠早年出身富家，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流落至此。郁达夫打量着海棠，发现对方身上没有那种惯常的风尘气，眼神里有一种让人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见过太多事之后沉淀下来的平静。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说起各自的处境，郁达夫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茫茫夜》，海棠成了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缩影。 但那一夜对郁达夫的影响，远比一部小说要深。 就在同一年，郁达夫重回日本，继续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读书。 留日多年，他阅读了大量俄国和德国文学，又深受日本"私小说"写法的浸润——这种文体习惯把作者自身的经历直接搬上纸面，不加掩饰地呈现内心的痛苦与欲望。 郁达夫后来那句"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某种程度上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1921年，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留日学生共同创立创造社，同年10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正式出版。 这部集子以郁达夫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为底本，写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孤独、压抑与屈辱。书里的主人公在绝望中喊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 这种近乎失控的情绪，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称它撕开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伤疤，也有人批评郁达夫"颓废放浪"，其中梁实秋的批评尤为尖锐。 无论褒贬，《沉沦》都成了中国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开端，也让郁达夫的名字被更多人记住。 名气有了，生活却没有因此变得平静。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拜访老友孙伯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王映霞。 王映霞当年二十岁，自幼跟着外祖父——南社社员王二南长大，古典诗词功底扎实，在杭州一带颇有才名。 郁达夫当时已有发妻孙荃，在北平独自带着孩子，但郁达夫几乎是见到王映霞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写信追求，几乎每天一封，把自己的文人才情和情感全部押注在这场追求上。 1928年，两人结婚。诗人柳亚子专门写诗祝贺，称他们是"富春江上神仙侣"。1933年，郁达夫亲手设计了杭州的新居，请马君武题名"风雨茅庐"，一度成为文坛传为美谈的一段姻缘。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没有诗里写的那么美好。郁达夫多疑，性情不稳，王映霞逐渐承受不住。1938年7月，王映霞出走，郁达夫在家中翻出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几封信，认定妻子出轨。 更让郁达夫无法接受的是，许绍棣本是郁达夫亲自引荐给王映霞认识的朋友。 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洋洋洒洒十九首律绝加一阕词，把家务事全部摆到了报纸上。 王映霞远在新加坡看到后立即反击，先后发文《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逐条驳斥。这场隔着海峡的夫妻笔战，让香港街头的《大风》旬刊被读者抢购一空。 1940年，两人正式离婚，这段婚姻走了十二年，以一场闹剧收场。 离婚后的郁达夫没有停下来。1938年底他已赴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旗下多个文艺副刊，与徐悲鸿、任光等人来往密切。 在新加坡三年间，他发表了逾四百篇抗日政论文章。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与当地华侨合资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度日。 因精通日语，后被武吉丁宜宪兵队强征为翻译，郁达夫借此机会暗中周旋，帮助了不少华侨和当地居民，但也因此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郁达夫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 然而8月29日晚，几名日本宪兵出现在他门前，将郁达夫带走。从此再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