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死后，父亲娶了个很凶的继母，后来才慢慢发现，在继母的戒尺下，我衣服多了起来，家里也吃上白面馍馍，就连欺负我的人，也不敢再上门。 继母叫红英，嗓门大，眼神利，手里总拎着那根油光发亮的竹戒尺。我偷懒，打；顶嘴，打；作业写潦草了，照样打。我心里恨她，觉得她是来占我家灶台的母老虎。父亲闷头抽烟，从不敢拦。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心烦。我眼馋村口小卖部的冰棍，偷拿了红英压在枕头下的五毛钱。那是我第一次“做贼”，冰棍没吃完，就被她揪着耳朵拎回了家。戒尺雨点般落在我手心，我咬着牙不哭，她就一直打，直到我手心肿得像馒头。晚上我疼得睡不着，听见外屋她和父亲低声说话。父亲说：“孩子还小，是不是打太重了？”红英的声音带着疲惫：“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毛病现在不给他打改了，将来谁管？我是他娘，这恶人我来当。” 半夜，我迷迷糊糊感觉有人轻轻托着我的手，往上面抹凉丝丝的膏药。我眯着眼缝，看见红英就坐在我床边，就着窗外一点月光，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给我涂药。涂完了，她没立刻走，就那样坐着，看了我好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又轻又长，像把什么东西揉碎了。我赶紧闭紧眼，心里突然像被那口叹气堵住了。 从那以后，我好像没那么怕那戒尺了。我还是会犯错，她还是会打，但打完了，饭桌上总会多一个我喜欢的炒鸡蛋，她板着脸推到我面前：“吃，打了才长得结实。”风扇在头顶吱呀呀地转，吹起她额前汗湿的头发。 我上五年级时，有次放学被几个高年级的堵在河边，抢走了新买的钢笔。我一身泥水回家，红英问清缘由，拎起戒尺就出了门。我没跟去，只趴在窗边看。她一个人站在那帮小子家门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硬得像石头：“笔，还回来。道，必须赔。不然，从今天起我天天来你们家吃饭，说到做到。”最后笔回来了，她也真的让我去给人家道了歉，因为我和人动了手。“戒尺第一条，有理，也不能先动手。”她说。 初中住校，离家那天，她往我包里塞满白面馍和煮鸡蛋，戒尺破天荒没拿出来。车开动时，我回头，看见她一直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车拐了弯，她的身影看不见了。我打开书包，发现最底下，躺着那根熟悉的戒尺，被她用布条仔细缠好了手柄，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好好走路。” 我摸了摸那行字，把脸转向车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