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年，太子李承乾刚被废，魏王李泰向李世民许诺说：“父皇立我为太子，我百年之后

643年，太子李承乾刚被废，魏王李泰向李世民许诺说：“父皇立我为太子，我百年之后就杀了自己的儿子，传给弟弟晋王。”李世民大吃一惊，立马答应李泰说：“你有这样的保证，我也就放心了。” 李泰在这句话说出口时眼神极为坚定，他以为这番话正中李世民的心思。可事情并没有往他设想的方向发展。李世民沉吟许久，虽未当场反对，但心中已经动摇。 时间倒回到贞观十六年，李泰以越王之名主编《括地志》，召集近百名史官与地理学者，日夜抄写整理旧志。李世民亲自前往文学馆勉励，公开赞赏李泰“博涉文史，宽厚有礼”，还赏赐御用器物。 这些举动已经大幅超出亲王规格。 此时的李泰可以说宠冠诸王。 李泰心中明白，太子之位并非光靠宠爱便能稳坐，他刻意在宫中低调，不结私党，却私下里对反对他的老臣早已心存不满。他曾多次向李世民暗示：“房玄龄、魏征等人多有轻慢之意，恐有他图。” 李世民虽信其一面之词，但并未立即处置老臣。 事情起了变化，是在太子李承乾失势以后。原本太宗对储君问题已有倾向，他曾对褚遂良说：“太子骄纵成性，难任重任。”褚遂良虽不敢反驳，却始终支持嫡长继承制度。 他知道，一旦改立魏王，兄弟阋墙之事在所难免。 “杀子传弟”一语传出后，褚遂良与魏征随即联名上疏指出：“魏王以父恩为谋本，视亲子如草芥，若掌国柄，恐更无所顾。”李世民这才彻底警觉。 他深知当年玄武门之变的血腥，自己以兄杀弟得位，不希望子孙再走旧路。 那段时间，晋王李治被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密奏提及。李治虽无政治锋芒，但谨慎谦和，仁孝闻名。长孙皇后去世前曾叮嘱李世民：“晋王沉稳忠厚，可承大统。” 这番遗言如今浮现在李世民心头。 贞观十七年秋，朝议再次提起储位问题。李世民说：“魏王有才，然志向深重；晋王柔和，足以安宗庙。”这句话成为朝堂转折的关键。 王珪私下对高士廉说：“君之所宝，非才也，乃能守也。为君者，贵在慎终。”此言传入李世民耳中，正合其意。 数月后，李泰被贬为东莱郡王，远离朝政中心。外人不解，李泰更心有不甘。他上表请求留京，但李世民未作答复。实际上，此举正是防止其再度结党。 晋王李治于贞观十七年冬被立为太子，册立仪式朴素，却意味深长。李世民只说了一句：“国之大事，重在无争。”许多老臣在台下点头称善。 东莱郡王李泰后半生虽未再涉政，但其编纂的《括地志》却成为后代地理学的重要资料。永徽三年，李泰病逝，李治追赠礼遇极高，下诏厚葬，入京兆西郊。 史书对李泰的评价极为复杂。一方面肯定其才华与勤政，另一方面则指出其功利心与谋算太重。贞观之治虽以制度为本，实则处处映照人心。 李泰若不言“杀子”，或许储君可争，但最终失的是父皇的信任。这一局，败就败在不该让人看清心底。权力游戏里，最危险的，不是野心，而是失策暴露野心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