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鹤山坪一个偏僻山村。他临终前望着小他29岁的妻子潘兰珍，声音微弱却语气坚决地说：“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那天夜里，屋内灯火暗淡。潘兰珍握着陈独秀的手，脑中却浮现出十多年前的光景。1932年冬天，陈独秀在上海被逮捕，随后被押解至南京。 外界传言四起，多数人以为他从此再无可能重归政坛。但潘兰珍不信。她托人打听到消息，几经辗转终于在南京监狱见到了他。 她见到的陈独秀已瘦骨嶙峋，眼神却依旧锋利。他没有太多感伤，反倒安慰潘兰珍：“我思想上的事，别人不能决定。”五年牢狱期间，陈独秀始终坚持每日写作。 他手边除了纸笔，只有一盏油灯。潘兰珍每日送饭，偷偷为他夹带书信与稿件。她也从未问过那些文章要送到哪里去。她知道，陈独秀不说是有他的道理。 在他被捕之前的几年，早已风雨飘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被党内指为“右倾投降”，虽有争辩，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心中郁结，但表面仍旧镇定。 他清楚，这一场政治分歧，自己已失了人心。后来他与李大钊原本方向一致，却在策略上渐行渐远。那段时间他常对身边人说，“不能因为目标一样，就忘了对方法的思考。” 有人说他自命清高，也有人骂他自毁长城。可潘兰珍见得多了。1930年前后，他在上海法租界潜居时，仍然每日翻阅马恩文集，还经常拿鲁迅的文章给街坊讲。 他说，学问不能用来作官，要用来做人。潘兰珍听不太懂理论，但她懂一个人如果坚持这么久，必然不是装出来的。 陈独秀晚年提到得最多的，不是革命，不是失败，而是《新青年》。1915年创刊那会，他还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杂志刚出第一期，便引来胡适、鲁迅等人争相投稿。他常说那是他最风光的几年，“那几年我们想的是如何救人，现在人想的是如何做官。”潘兰珍记住了这句话。 有人劝他悔过，有人让他“低头认错”。陈独秀摇头，他说，“真正的错误，是看见了问题还要装作没看见。”他批评斯大林，也不认同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他坚持工人是核心力量，哪怕已经被边缘化。他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在当年惹了不少麻烦，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不是不懂避祸之道，而是不肯低头。 1937年出狱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迁居四川。没几年，身体开始每况愈下。他不再写文章，更多是发呆，看山里日头起落。 潘兰珍每日上山砍柴、下地种菜。生活苦，陈独秀却说：“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清楚自己。”1942年那晚，他握着她的手，说出那番话后，闭眼再未睁开。 陈独秀这一生，起于革命，毁于理想，归于沉静。他错过了太多，却未背叛自己。世人评他或许苛刻，但他从不苛待自己心中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