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老红军黄明生返回宁都老家探亲，却四处找不到亲人了，最终，在当地干部的率领下，在一处破庙找到了黄明生的瞎妹妹，此时，黄家妹妹已经嫁给了一个老乞丐，靠着在街头卖唱为生。 破庙的屋顶还漏着雨，草席边放着一截红薯，妹妹黄玉花的眼睛浑浊无光，脸上是长年风霜刻下的裂口，身边蜷着一个佝偻老乞丐。黄明生站在门口没出声，只是低头搓着军帽边角。 身后干部喊了一声“就是她”，他才僵着步子跨了进去。 这一天黄明生等了16年。1933年春，他跟随红军离开宁都，参加中央苏区部队西征。临行前，他蹲在自家柴门口跟八岁的黄玉花说：“等我打完仗，就接你去读书。” 谁都没想到，一别就是山河重整。 1934年秋，中央红军从宁都、于都一带陆续长征，黄明生所在部队改编入红一方面军，一路西进，跋涉川滇。他打过湘江，过过草地，也差点死在腊子口。 后来抗战爆发，部队又整编入八路军，他几次负伤，在敌后坚持游击。每次躺在伤病所，总念叨一句：我妹妹还等我。 黄玉花没能等来哥哥。1934年冬，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苏区，宁都沦陷，黄家被指“窝藏红军”。《宁都县志》记载，当年冬天多户被抄毁，百姓或死或逃，村庄几近空巷。 黄家粮仓被焚，父母被当场打死，八岁的黄玉花躲在柴房，一夜未出。第二天，她沿山道逃到县城街头，一病三日，被路边一个唱采茶调的老乞丐救了回去。 老乞丐姓林，流落多地，靠唱戏换饭吃。黄玉花嗓音清亮，跟着林老乞丐学唱，也能换口粥吃。唱了几年，她染病，眼睛一点点模糊。 林老乞丐说，活着要有盼头，家人终归是会找回来的。 黄明生没哭，也没说太多。他从部队请假两天，回镇上找到县委干部，希望能给妹妹安排一个安稳住处。县委干事是新上任的，叫郑绍南，说：“你是老苏区战士，咱们不能让你妹妹再受这罪。” 一周后，黄玉花和林老乞丐被接出破庙，住进镇上一处旧仓库改建的屋子。墙是土坯的，但有灶、有门、有窗。 黄明生花了三天补屋顶，垒土炕，买了两床新棉被，又请镇卫生站的医生来看妹妹的眼睛。医生说，失明多年，已无恢复可能。黄明生每天早晚帮妹妹热敷眼眶，买来艾草熏屋。 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但不愿放弃。 林老乞丐身体不好，黄明生托人把他安排到粮站当门卫，每月五斤米、两块钱补贴。黄玉花留在屋里做草鞋，听人念报纸，靠耳朵记世上的新鲜事。 镇上的人都来看，黄玉花穿着新棉衣摸索着墙壁走进屋，摸到桌角那一下，黄明生才转过身，咬着牙使劲擦眼眶。 1950年春，黄明生收到上级命令，要调往赣南军区工作。临走前，他托郑绍南照应妹妹，又写了封信交给粮站老李，说：“以后我回来，屋还要是这个样子，人也得在。” 那年，宁都全县开展烈属抚恤登记，黄玉花被列入照顾对象。镇干部到她家照相，拍完后说：“黄明生，老苏区的种子，没白种。” 黄明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军区政工工作，直至退休，终生未娶。几十年后再有人提起当年，他只说：“家，是我这辈子欠得最多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