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钱穆这番话，其实点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地缘政治逻辑：一个有进取心的国家，它的政治中心必须处于一种“逆势”的状态。 咱们看看西方。钱穆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文明的移动路线，大体是从小地方往大地方走，从温暖的地方往寒冷的地方走。从希腊的爱琴海，转到意大利罗马，再往北到法兰西、德意志，最后到了冰天雪地的苏维埃。这叫逆流而上，人往高处走，越冷越硬，生命力越强。 可咱们中国呢？历史上却容易犯一个毛病——顺流而下。 咱们的文明中心，最早在黄河流域，长安、洛阳，那是高亢之地；后来慢慢往下滑，到了长江流域，最后甚至滑到了福建广东。这一路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从寒冷往温暖流。这叫什么？这叫偷懒。 就像咱们冬天不想起床，想在被窝里多赖一会儿。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往东南沿海跑，那里气候好、物产丰、日子过得舒服。大家一旦在“温柔乡”里待久了，骨头就软了，进取心就没了。 钱穆当时非常痛心地指出：中国文化这种“顺溜滑下”的趋势，是值得悲观的，更是需要极度警惕的！ 抗战为什么能打赢？是因为我们被迫退到了大后方，退回了西北和西南的山沟沟里，吃了苦，受了罪，反而把民族的那股子韧劲儿给逼出来了。现在好不容易胜利了，如果立马又急吼吼地跑回南京去享福，那这八年的苦岂不是白吃了？ 钱穆当时看得非常准，他说此时的中国，其实是“半身不遂”。 你看当时的版图，东南沿海像是一树开得烂漫至极的繁花，看着热闹，其实快凋谢了。人才、经济、资源全堆在这一角。而广大的西北、华北，那是黄土漫漫，荒凉死寂。 如果你建都南京，全国的血液会继续疯狂地往东南流。东南本来就富得流油，再吸血就“臃肿”了；西北本来就穷，再失血就“偏枯”了。 一边太热，一边太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在一个国家里碰头，早晚要出大乱子，就像冷热气流相遇，必然会刮起一场毁灭性的龙卷风。 所以钱穆给出的药方是：要搞“大对流”。 政府必须硬性地把首都搬到北方去，搬到西安或者北平去。用政治的力量，强行把东南的人才和资金“倒拉”回北方。 这就像汉唐立国一样，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地“逆转”。只有这样，才能把那半个瘫痪的身子给救活，让国家整体强健起来。 而且，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国防问题。 明朝为什么要“天子守国门”？那时候敌人是蒙古人，在北边，所以朱棣要把首都搬到北京，顶在最前线。钱穆特别清醒地提醒蒋介石：日本人被打跑了，但以后中国的头号大敌是谁？是苏联。 苏联在哪？在北边。 当时的国际形势，苏联对咱们的北方虎视眈眈。如果国民政府躲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去控制广袤的北方？怎么去应对苏联的压力？面对强敌，你不仅不把指挥部往前推，反而往后缩，这在战略上就是未战先怯。 钱穆当时写文章，甚至提到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华莱士从新疆入境中国，他说了一句大实话：“别人以为我是从后门进来的，其实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来的。” 这话说到钱穆心坎里去了。在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人看来，西北的大陆方向，才是中国连接世界、复兴汉唐气象的“正门”。而沿海那些港口，不过是西方列强为了他们做生意方便敲开的“侧门”罢了。 遗憾的是，钱穆的这些金玉良言，蒋介石一句都没听进去。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精明，但他算的都是战术上的小账，没算战略上的大账。 他离不开江浙财阀的支持，他习惯了南京的政治生态，他觉得那是他的“福地”。他不仅不想去西安吃沙子，连北平都不想去。他只想着怎么在富庶的江南恢复秩序，却忘了北方的民心和北方的战略真空，才是决定接下来生死的关键。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确实享受了短暂的繁华。但正如钱穆预言的那样，“头脑”放在了安逸的腹部，对北方的感知力和控制力急剧下降。 咱们的军队在东北、华北的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的“老爷们”却还在秦淮河畔醉生梦死。 北方的土地既然政府不去经营，自然会有新兴的力量去填补。延安方面正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他们在北方扎根，把种子撒在黄土地上，唤醒了那里沉睡已久的强韧力量。北方的汉子，本质上有一种雄浑的生命力，一旦被组织起来，那股力量是长期浸泡在江南柔风细雨中的军队无法抗衡的。 正如钱穆所说，地灵则人杰，但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命定的。 你不去开发，那里就是荒原；你去开发，那里就是龙兴之地。 国民党最后的一败涂地，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钱穆的“文化地理学”预言。他们顺着舒适区滑下去了，滑到了孤岛上；而胜利者选择了“逆势而上”，在北方的高寒之地建立了新的政权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