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持续4天3夜的旅顺大屠杀中，一名日军正要割下一名母亲的乳房，2岁的女儿却挡住了刺刀，嘴里哭喊嘟囔着“不要”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通过不断的宣传为自己的“文明”形象增光，而且在战前便部署了大规模的记者团队，包括多名外国记者、画家与摄影师。 这些记者带回的报道描述了日军秩序井然、士兵纪律严明的形象。 在陆战中，日军迅速击败清军，攻占了平壤。 仅仅两个月内，清军节节败退，直到北洋舰队被彻底摧毁，黄海的制海权也落入日军之手。 在这一背景下，日军开始了针对旅顺的攻占行动。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不仅是清朝北洋水师的军港，而且是一道天然的防线。 清政府在旅顺周边修建了数十座炮台，配备了大量重炮，并派驻了数万名士兵。 1894年，日军经过对地形的反复勘察，确定了旅顺最脆弱的椅子山炮台，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进攻。 事前，日军联合舰队出现在旅顺外海。 与此同时，日军集中火力炮击旅顺陆路的防线。 椅子山炮台的清军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节节败退，最终失守。 中午，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旅顺的陆路防线，第二军的司令大山岩命令部队向旅顺市区和海岸炮台进发。 在此期间，清军的防守军心涣散。 曾坚守东岸炮台的黄仕林也未等到支援，就选择逃亡。 与此同时，西岸的守将张光前也在日军的压力下选择撤退。 日军在成功占领旅顺后，迅速控制了辽东半岛，并向京津地区逼近。 旅顺城内，日军军官大山岩在阅兵场举行了祝捷会，邀请了外国记者来见证庆祝活动。 然而，城市中的百姓在惊慌逃窜时被无情地追赶，日军士兵将刺刀对准了这些平民。 枪声和惨叫声响彻云霄，然而，大山岩在宴会厅内却显得不为所动。 这种冷酷的态度令在场的外国记者们震惊，他们意识到日军的宣传只是伪装。 他们讨论后，决定集体退出会场。 然而，当他们走到旅顺的街头时，看到地面上遍布着尸体，记者们只能踩着这些尸体继续前行。 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尽管一些百姓试图哀求日军放过自己，甚至举起手臂上的红十字来表示求饶，但日军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斩杀。 记者们亲眼目睹一名父亲在试图靠近孩子时也被多次刺伤，最终死去。 记者们虽然无法拯救任何人，但他们决定记录下这场屠杀的过程。 只有少数几位勇敢的百姓做出了反抗。 一个少年失去父母后，。他偷偷潜入日军的营地，成功地将毒药投进了饮用水源，导致不少日军士兵中毒死亡。 然而，在他第二次潜入时被捕，最终英勇牺牲。 另外，一名铁匠在日军杀到家门口时，隐藏在门后，手持大锤，当日本兵闯入时，他将士兵的头部砸碎。 就在他连杀五人后，日军从窗外打入，将他击中，铁匠倒在血泊中。 尽管有些市民不甘心成为屠宰的羔羊，但他们的反抗缺乏有效的组织。 美国记者克里曼虽然写下了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但害怕这篇报告会暴露他自己和他所在的媒体。 日本的新闻审查制度严格，任何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都可能被视为有害信息。 克里曼的报道虽然在一些外媒引起了关注，但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通过高价收购对日本不利的报道，鼓励国内报纸为日本军队辩护。 美国的《旧金山纪事报》也在连续报道中质疑克里曼文章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在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后，日军在旅顺城内大肆焚烧尸体，并将骨灰埋葬在万忠墓等地。 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日军甚至在墓地立下了伪造的牌匾。 1894年，美国《纽约世界报》在两版面上详细报道了日军在旅顺的暴行，配有多张图片。 文章全面揭露了日军屠杀无辜平民的惨状，并被其他报社纷纷转载。 紧接着，《泰晤士报》也发表了记者柯文的报道。 陆奥宗光大使起草了一份声明，指责报道为虚假信息。 他声称，虽然被杀的人穿着平民服装，但大多数是伪装的士兵，真正的居民早已离开。 此外，他还归因于看见了日军俘虏被残忍对待。 在中国，清政府对于旅顺大屠杀的沉默令人震惊。 由于不允许随军记者，国内媒体对战争前线的情况了解有限。 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驻外使节并未对暴行作出回应，他们精力大多集中在个人享乐上。 尽管李鸿章在11月向清政府报告了旅顺屠杀的情况，但清政府除了对逃亡官员进行追责外，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慈禧太后与清朝统治者依旧幻想着外部列强能够为自己主持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