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四川成都，贺炳炎和家人的一张合影，他的妻子名字叫姜平，长得非常漂亮，值得一提的是，姜平的父亲也是一名开国将军，名字叫姜齐贤。 一九五九年，四川成都一家照相馆里，白布一拉开，一家人站进镜头。 贺炳炎军装笔挺，右袖空着，脸上带着股倔劲。 姜平在一侧，相貌端正，眼神明亮，漂亮得安稳。孩子夹在两侧和后排，既好奇又拘谨。合影看上去平常，懂行的人心里明白，这是身负重伤的将领、战地军医和开国将军之后同框的一刻。 往前拉回到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四年秋，贺炳炎都在延安军事学院学习，这里也挂着中央党校的牌子。 白天挤在窑洞教室里看地图、听战例，晚上参加整风，对照文件给自己“挑毛病”。 他习惯在火线上说话，忽然被拉到课堂和会议上“翻思想”，多少有些别扭，又知道今后领兵打仗离不开这套本事，只好咬牙把课上完、会开完。 那几年，他常去医务所换药。天气一阴，身上的旧伤就跟人较劲。 医务队里有个背药箱的小个子军医，总在走廊里穿来穿去。 她叫姜平，一九三七年参加红军，后来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做战地救护。她给伤员拆纱布、上药、缝伤口，手脚干脆，遇到不配合的人，几句陕北方言一丢，动作就老实了。 两个人在走廊里打照面的次数多了，从问伤口疼不疼，慢慢聊到家乡、聊到战友。 战友看出苗头，在窑洞里摆上几碗简单的菜，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当喜糖，一唱一和，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没有仪式，没有戒指，只在煤油灯下说句“有福有难算一摊”，婚就算结了。 一九四七年，战事吃紧。 贺炳炎调往一纵队工作，整日围着作战室转，也在这一年，第二个孩子出生。 姜平托人带信，把孩子降生的消息和家中平安一并捎到部队，说孩子身体结实，让他安心。两地相距不过几十里路，在一般人看来，抽空回来看看并不难，他终究还是没回去。 家书里只留下句“你那时没有回来看看”，不多解释，也不申辩。 多年征战落下的伤病慢慢聚到一身。 旧伤、新病叠在一起，人还挺直，身体已经在透支。 党委了解情况后，决定安排他休养，让别的同志接一部分工作。组织专门叮嘱姜平帮忙多劝，她自己也是党员，知道这是一份托付。 姜平白天照常查房、值班，抽空就围着丈夫做思想工作。 桌上摊着文件，她端着药碗，从孩子讲到同志，从部队讲到身体底线。贺炳炎听着，有时皱眉，有时沉默，等她说完，只抬头看她一眼，给出熟悉的回答。 他常对姜平说：“一个共产党员，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党的工作，不应该考虑自己。”病情加重时，又添上一句：“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多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才对。”他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明白这两句话等于给自己定规矩：只要还能动，就往前凑，不往后缩。 姜平把这两句原封不动写进家书，让后来的读者看到的不是概括，而是当时的原话。 信里，她也把自己的打算交代清楚：你最关心的是党的事业，一定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你最关心的是同志，一定学习你舍己为人的精神关心别人，爱护别人。 能看出来，她把自己同时放在妻子、干部的位置上。 一九三七年参军，一九四七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直守在部队医务岗位。 姜平的娘家同样扎在这支队伍里。 她父亲姜齐贤，早年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长期负责军队卫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开国将军军衔。 父女两代，一个在前沿救护所，一个在机关筹划保障，说的是不同口音，守的是同一条底线。 这封家书后来被整理出来，放进展柜。 息县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里，青年志愿者任红艳站在展板前，经常一段段读给观众听，念出“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年秋”“一九四七年”等年份，把信里的时间线串起来。 有人听到“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多为党为人民做点事”那一句，会抬头望向墙上的黑白照片，目光自然落在那只空空的袖口上。 从延安窑洞里的土炕，到一纵队的作战室，再到成都照相馆的白布背景，几十年拉成一条线。 人老去、病倒、离世，留给后人的，是几句说出口时并不刻意的老理，是一封薄薄的家书，是一张黑白合影。后来走进纪念馆的人在玻璃前站一会儿，看着那一家人的照片，心里各自起了一点波澜，慢慢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