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开国大将王树声到部队看望女儿，不料被警卫兵拦下：“请您排队等候，领表登记。”王树声看了看排得长长的队伍，填好登记表后，走到末尾默默等候。 1971年北京的冬天冷得透骨，部队大门口探亲的队伍排得老长，大包小裹挤在一起。 队尾站着个老人，棉衣洗得发白，脚边的雪被他踩实，看着和别的家长没什么两样。哨兵把枪一横：“请排队等候，领表登记。”老人抬眼看了他一下，点点头站回队伍。 口袋里那本军官证被手指摸了一下，又放回去。 轮到登记，“探亲对象”一栏写上“王季迟”，探亲人一栏写“王树声”。登记的战士顺手一记，只当遇见个重名的老大爷。 没人想到，这个站在风口上的人，是共和国的开国大将，六十六岁，身上带着病。 那天家里冷清，爱人在医院值班，三个儿子都在外地，小女儿离得最近。 小名“四毛”的王季迟本来说好回家过年，临时接到任务，只能留在部队。王树声提起家里做好的年货，独自坐车到部队门口。 队伍慢慢往前挪，家长们冻得搓手跺脚，嘴里嘀咕两句又往前挤。 队尾那个老人不挤不喊，只偶尔咳两声。等消息传进连队，女儿急忙往大门口冲。 战士们后来回忆，当时王季迟几乎是跑着出去，端着热水壶远远喊：“怎么不跟哨兵说一声啊，你这一身病，还在外头杵半天。”老人接过水，喝了一口，只说了句：“战士按规矩办事，这很对。”语气不高，把话压得很稳。 把规矩看得比面子重，这种劲头年轻时就有。 1926年，王树声二十一岁，在湖北麻城接触革命，很快入党，当上农民协会组织部长。 打土豪分田地那阵子，他带着农协成员惩治恶霸，其中就有自己的舅爷丁枕鱼。 有人劝他“亲戚就算了”，他一拳砸在桌上：“要革命，就别认这个亲。”当晚带人冲进丁家大院，开仓放粮，烧掉田契，舅爷被押着在乡里游行，乡亲们站在路边鼓掌。 一年多以后，敌人搜捕得紧，他在西张街店被盯上，眼看要落到敌人手里，老街上一位周兴荣大娘一把把他扯进自家屋里。 追兵很快搜到门口，挨家查人。大娘咬牙，让自己的儿子道儿顶上去。 第二天中午，道儿的人头挂在柳树上。 夜里王树声悄悄离开，门口站着那位大娘，扶着门框交代一句：“革命成了，别忘了回来。”这句话压在他心口很多年。 几十场仗打下来，新中国的旗子在广场升起来。 1951年，他回到老地方，周兴荣大娘已经满头白发，看见穿军装回来的王树声，扑上去喊：“我的儿子回来了啊。”从那以后，他尽力照料这位老人，心里清楚，自家这条命，是老百姓拿命换出来的。 对这种账算得清的人，对“占便宜”三个字自然格外警惕。 1955年，全军大授衔，他被定为大将，又担任军械部部长。 上面提出给他盖房子，他推辞几回，拗不过，只提一个条件：盖平房，少折腾。那座朴素的平房，他和家人一住就是十多年。 1969年军械部撤销，大院里搬进了解放军报社的一批同志，人多进出，有关单位琢磨着给他另找住处。 城建部门选了玉渊潭附近一块地，风景好，看着体面。 王树声到了现场，先看见不远处一户农家的烟囱冒着炊烟，就问一句：“盖房子，人要不要搬走？”答复说需要搬迁。他当场摆手：“那这房子就不要盖了。”对于那户人家，是一辈子的窝，换自己住得宽敞一点，他心里过不去。 对自己紧，对家人也一样。 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分别出生在沂蒙山区、打回湖北途中和国家建设起步时期。 最小的女儿1955年出生，小名“四毛”，按排行取了个“季”，来得晚，再添个“迟”字。家里常叮嘱几句：行事要低调，不能占公家便宜，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1972年年底，大儿子王鲁光准备结婚，新房里只有一间屋子和两床被褥。 警卫员悄悄从首长休息室搬了两把椅子、一张大理石茶几，想给新人添点体面。王树声一眼瞧出来，严厉训斥，椅子和茶几很快又抬回原处。 孩子们后来进了部队，四毛在北京某长途台当通讯兵，还被派到偏远山里的农场种水稻、养猪，肩膀磨出血泡，也没往家里叫苦。 再看1971年那次探亲，王树声在队伍里站了几小时，胃里一阵阵绞痛，脸被风刮得发青。 女儿只看到一个倔强的父亲，递给他一杯热水，嘴里念叨“以后别这样了”。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父亲早已查出胃癌，只是一直装作无事。离开部队，他没有让警卫员开车接，照旧挤公交回家。 1974年1月7日，这位大将在北京病逝。 四毛回部队向领导请假，随口提起当年父亲排队探亲的事，领导们这才反应过来，那个在雪地里默默排队的老人，就是挂在将星榜上的那个人。 一辈子打仗立功，军衔也好，勋章也罢，在王树声心里，比不上门口那张探亲登记表。 那天他把名字写在纸上，丢掉了走捷径的机会，却把许多人心里的那条线往上提了一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