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退出领导岗位后，很少露面，各种活动他都拒绝推脱了。1986年陈永贵逝世，华国锋却来向他的遗体告别。 追悼会那天，告别室里花圈一层压一层，灯光有点晃，人一多，空气里都是花香。 原本还有人低声说话，门口忽然静下来，大家都清楚，来了个不一般的客人。华国锋走进来，步子不快，脸绷着，像是把要说的话先吞回肚子里。 他站到陈永贵遗体前，身子弯得很低，连着鞠了三躬。 站直以后，就那样看着遗体，一动不动。 旁边有人眼眶发红，有人悄悄抽纸，中央办公厅来的干部在一边站着，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华国锋一句没说，绕着灵柩慢慢走了一圈。走回正面，同家属一一握手，眼里是水光，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发出声音，转身出门，上车离开。 熟悉这两个人的人都明白，这一圈路，他不光是在告别一个老熟人，也是把一段年月收在心里。那段日子里，有大寨，有中南海，也有后来谁都不愿多提的风波。 时间往前拨到七十年代前期。 陈永贵从山西大寨大队支书，走到中央，成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照规矩讲，这样的干部要把户口迁到北京，领干部分配的工资。 周总理也提过这个意见，说是生活有保障。 陈永贵偏不，态度很干脆，说户口不能动，还是大寨社员，要给全国农民做个样子。大寨照旧给他记工分，满勤满工，每天按壮劳力算，一天折一元五角。省里看他兼着省里的担子，每月加一百元补助；国务院每月再给三十六元生活补贴。 算下来，固定的一百三十六元，再加上那点工分。对一般农户算宽裕，放在一个副总理身上，又是另一重意味。官越当越大，来家里的人越多，串门、取经、汇报工作的，一个个不好意思空着肚子来。饭桌一热闹，钱就往外淌，不精打细算兜不住。 有一回，纪登奎、陈锡联到他家里吃山西拉面，炊事员想着来的是中央首长，买了只鸡想添个菜。鸡刚拎回院子，陈永贵看见，脸一沉：“买鸡干啥？人家来吃面，咱就这口家常饭。”鸡只好撤下去，桌上还是一碗碗拉面。 平时他自己的饭更简单，一大碗小米粥或者一碗面疙瘩，几根老咸菜往上一夹，搬个小板凳，在小院里一坐，低头几口就下肚。 这种过法，不光是习惯，更像是给天下人看的态度：当了副总理，还是农民那一套，不愿和老百姓隔开。“最穷副总理”的说法，就是在这些细节里一点点坐实的。 大寨那边日子这么过着，北京的局势已经紧绷起来。一九七五年冬天，陈永贵在中南海碰上一场“酒局考验”。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政治局在北京开会，邓小平主持。 会散得不算早，江青提议大家吃顿便饭，说是给毛主席过生日，那一年是主席八十二岁。 席间端上茅台，“四人帮一边”的人起了哄，话里话外都往陈永贵身上招呼，架势热络，味道发酸。 陈永贵是从斗争里爬出来的人，心里有杆秤，把话撂桌上：“别灌来灌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大寿，就喝多少杯。” 服务员端上一大托盘高脚杯，杯杯里都是茅台。 陈永贵伸手拿起杯子，一口一杯，不拖沓，不说话。在场的人看着杯子一点点少，托盘一点点见底，再没人起哄。 到第八十二杯下肚，托盘清空，杯子码了一堆，酒气在屋里直往上冲。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坐回座位，背影看上去有点僵。散席上车，身子往座椅上一靠，人松下来，总算出了那句憋着的话：“喝多啦，他们想灌醉，想整，没门。” 这句带火气的吐槽，听着粗，却把当时的气氛点得很透。酒桌上看着是敬寿、热闹，说到底还是较劲。八十二杯酒，把他钉在“毛主席生日”这个位置上，也让算计他的人一时接不下去招。 再看他在大寨那点碎碎的生活，一边是中南海的酒局、明里暗里的较量，一边是小院里一碗小米粥、一条咸菜。 副总理的帽子戴在头上，脚下还是那片黄土地，这种落差，本身就是一幅图。 华国锋走上台的那段时间，同陈永贵有不少交集。一个从地方做到国家领导人，一个从山沟进了国务院，两个人身上的“土味”，见过的人都忘不掉。风向一转，格局变了，一个慢慢退到幕后，一个渐渐淡出视线。 一九八六年，陈永贵走到生命尽头，灵柩停在告别室里，花圈围成一圈墙，那一天出现的面孔里，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华国锋。 他已经习惯把自己藏起来，各种公开活动能推就推，这次偏偏没有推。 他没有讲话，没有回忆，只用那三鞠躬和那一圈脚步，把心里话说完。旁人听不见那些话，只能看见那双红着的眼睛，看见他离场时略微发沉的背影。 对于这两个人，对于他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年，这种沉默，比一大串漂亮的词都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