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让人气死了！我姐今天请一家人去饭店吃饭，花了302块钱，我姐想给他付300块钱，可是饭店老板却完全不愿意，非要要这两块钱。我姐已经来这个店吃了好多次了，算是老顾客了，这几块钱优惠都不给，老板却说他自己一点也不挣钱，我觉得完全不可信， 周末傍晚的风裹着油烟味钻进门帘时，我们一家五口正挤在饭店最里那张方桌旁——就是姐姐常说“比自家客厅还熟”的小馆子，桌上的醋瓶标签卷了边，是妹妹每次来都要伸手抠的地方。 姐姐攥着账单站起来，粉格子围裙还没来得及解。“老板，算一下？”她声音亮亮的，像往常一样带着笑。 老板从后厨探出头，手里还攥着擦碗布，水珠顺着布角滴在瓷砖上，嗒嗒响。“302。”他报数时眼睛没抬，盯着手里的碗转了两圈。 姐姐掏钱的动作顿了顿。我看见她从钱包里抽了三张一百，捏在手里晃了晃：“老顾客啦，2块抹了呗？你看孩子都认识这儿的台阶，每次来都要数‘一二三’往上蹦。” 老板终于放下碗，走到收银台后，手指在计算器上按了两下，又抬头看墙上的价目表——那张打印纸边角都黄了，上个月刚用红笔改了青菜的价钱，涨了五毛。“抹不了。”他声音有点哑，“现在菜价天天变，我这一盘鱼香肉丝，挣的还不够买半斤肉。” 姐姐脸上的笑僵了半秒，捏着钱的手指轻轻蜷了蜷，指腹蹭过“302”那个“2”，像在数这几年我们来这儿的次数——从妹妹刚会走路，到现在能自己端碗，少说也有三十回了吧？她又补了句软话：“就两块嘛，下次我们还来。” “下次来也得给足。”老板拉开抽屉找零，硬币碰撞的声音特别响，“我这小本生意，一分都不能少。” 妹妹正啃着排骨，突然抬头问：“妈妈，王叔叔今天不笑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是啊，以前老板总爱逗妹妹，拿颗糖塞她兜里，说“小姑娘多吃点，长高高”；现在他连眼皮都没抬，把找零的两块钱“啪”地拍在柜台上，硬币滚了半圈，停在姐姐鞋尖前。 姐姐弯腰捡硬币的时候，我看见她后颈的头发有点乱——她出门前特意梳得整整齐齐，说“请家人吃饭要体面”。她把302块钱放在柜台上，三张红钞压着两枚硬币，像在压着什么没说出口的话。 回家的路上，妹妹趴在爸爸肩头睡着了，姐姐一直没说话。我忍不住嘀咕：“什么老板啊，两块钱至于吗？咱们以后不来了！” 姐姐突然叹了口气：“或许他是真难吧。”她指了指路边那家关门的面馆，“你看，去年还开着的，今年就贴上转让了。”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刚才老板擦碗时，手腕上的护腕磨得发亮，后颈的皱纹比上次深了些——好像我们光顾着计较两块钱的情面，忘了他每天站在灶台前炒十几个小时的菜，忘了菜单上的可乐还是三年前的价。 可老板为什么连一句“最近生意不好”都不肯说呢？是怕我们觉得他卖惨，还是成年人的难处，本来就说不出口？ 那天之后，姐姐再没提过去那家小馆子。家里饭桌上，妹妹偶尔会问：“什么时候还能抠那个卷边的醋瓶呀？”姐姐总是摸摸她的头，说“下次带你去更好的地方”。 我不知道老板后来有没有发现，那张总被我们占着的方桌，渐渐空了出来；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有个粉格子围裙的女人，曾带着一家老小，把他的小馆子当成半个家。 或许成年人的世界里，人情和生计，本来就是枚硬币的两面——你盯着那面“该讲情面”，他盯着那面“要活下去”，谁都没错，只是忘了把硬币翻过来看看。 前几天路过那条街，看见那家馆子还开着，门口贴了张新告示：“老顾客消费满百减五”。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会儿，阳光把告示纸照得发白，像极了那天姐姐捡硬币时，突然红了的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