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历任警卫员 汪东兴：正国级，少将； 罗瑞卿：副国级，大将； 张宗逊：副国级，大将； 杨德中：正大军区，上将； 张耀词：正部级，少将； 陈昌奉：正部级，大校； 吴 烈：大军区正职，少将； 邬吉成：正部级； 陈 龙：副部级； 李银桥：副处级。 今天要聊的是陈昌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块不怎么起眼的展柜。 玻璃后面四枚银元摊在绒布上，颜色发暗，边上生着锈。牌子写得明白：毛泽东津贴费银元，原属警卫员陈昌奉。 领袖的津贴，变成这四枚旧银元，一位警卫员，把它们揣在身边多年。 陈昌奉是江西宁都田头乡琵琶城村委会岭垴村人。 1929年，他十四岁，别的孩子还在田里撵牛，他已经扛着行李跟着红军走了，编在红四军军部，当勤务兵。这个宁都伢子反应快，腿脚勤，1930年3月被调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 人到了领袖身边，心里发虚。 陈昌奉自幼跟着部队跑，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顺，又不太爱张口，生怕一开口露怯。毛主席看着这个孩子，一个人光会端茶送水是不够的，总得认几个字。行军路上有空隙，他就把陈昌奉叫来，让人拿纸笔，一笔一画教他写字，教他把“陈昌奉”三个字写得端正。 油灯底下，少年攥着毛笔，纸上一个字挪一挪，领袖在旁边看着。 对外人来说，这只是小插曲，对这个宁都娃来说，却是命运翻页的起点。 1934年，部队辗转江西各地，毛主席到宁都开会，警卫员里就有陈昌奉。 地点一报，他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的老家。离家几年，他压在心里的那点乡愁往外涌，鼓劲向首长打招呼，想回去看看。毛主席知道他家里日子紧巴巴，把自己不多的津贴费掰开，攒出六枚银元，包好塞到他手里，让他带回去贴补家用。 那一刻，陈昌奉愣住了。 冰凉的银元握在掌心，手心却慢慢发热，眼泪憋不住往下掉。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日日夜夜守卫的领袖，此刻像个操心长辈，惦记着一个小战士老家的锅里有没有米。 回到宁都老屋，屋顶的破洞还在，家里人的脸色还是那么蜡黄。 六枚银元，对这样的农家，是一笔救急钱。怎么用，他盘算。拿去买粮，可以让家里宽一口气；可这毕竟是毛主席亲手给的津贴，随手花掉，总觉得心里空落落。 犹豫几回，他给家里留下两枚，其余四枚收起来，自己珍藏。从那时起，银元不再是简单的钱，更像压在心口的一块记号。 队伍离开江西，踏上长征路。 雪山、草地轮番上阵，陈昌奉一直跟着往前挪，胸前那几枚银元被汗水和雨水浸过，边缘磨出一圈圈印子。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被送进红军大学学习。 枪要摸，书也得翻，课堂上的字句，对这个没进过学堂的宁都青年来说并不轻松，可这是组织在给他补早年欠下的课。 毕业之后，他被调到西北保卫局保卫队任指导员，开始带人、管队伍，从“首长身边的小勤务兵”，变成要负责一片安全工作的干部。 时间往前挪，到了1946年5月。 形势紧张，他奉命赶赴山东前线。临行前，他去中南海向毛主席辞行。 毛主席没有多说客套话，提笔写下几行字，递给这个跟随多年的老部下：“昌奉同志：努力工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祝你胜利。”一句“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像是在纸上又给他钉了一颗钉，从十四岁进队伍起，他就是沿着这八个字往前走。 往后岁月里，岗位在变，战线在变，他和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 可在他心里，那个在油灯下教字的身影，在宁都前给他塞银元的动作，在临别时写题词的笔迹，都清清楚楚。 正是在这样的关照和要求中，他在革命岁月里一步步磨砺，成了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 这些评价听上去有些“硬”，落在他身上，却能和那一串年月对得上：1929年参军，1930年到毛主席身边，1934年宁都回乡，1936年上红军大学，后来守在西北，又奔赴山东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陈昌奉的工作重了，人到了中年，心气反而更稳。 他一直把那四枚银元带在身边，换了住所，也要亲手装好。 战友劝他留一枚给家里做传家宝，他只说这种东西早就不属于一个人。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军内单位往北京送自己压箱底的东西，他把抽屉拉开，把那四枚银元装进小盒，郑重其事地交了上去。 从那天起，银元不再是他衣兜里的贴身物件，而是国家的文物。 展柜里展示的，不只是几枚旧钱，更是一段具体的情谊：领袖记挂战士的家境，用津贴接济；战士记挂领袖的教导，把银元揣在心口，不肯轻易动用。 官兵一致、尊干爱兵这些听上去有点抽象的词，在这件事上有了摸得着的形状。 今天的人走进军博，看到那方展柜，愿意把说明牌读完，就会发现，这几枚银元虽然锈得不成样子，却还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暗光，仿佛那个从宁都山村走出来的少年，还把它们揣在怀里，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