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等新四军高级将领在南坎召开秘密会议，岂料报务员叛变，众将领返程路线被南通日军司令小林信男掌握。小林如获至宝，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截杀计划！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南通日军司令部里传来一份特别的密电。纸上把“南坎会议”的底细写得透亮：时间、地点，粟裕、谭震林、叶飞、王必成、陶勇、温玉成、刘先胜等新四军高级将领的姓名，还有返程路线，像是给敌人画了一张现成的猎图。 密电的来源更扎眼，它不是从战场上截来的，而是从新四军自己的电台发出的。 电报科里那名报务员，外表老实巴交，背后身份却挂在特高课名单上，长年潜伏不动，这回见到这样一份情报，心一横，自觉大功在望，亲手把密电发往南通日军最高指挥官处，把南坎会议推到聚光灯下。 小林信男拿到密电，心里一下火热起来，很快召集作战会议。 地图摊在桌上，他用笔在南坎周围画圈，说参会的都是新四军“要害人物”，只要抓住返程，在几条要道上设伏，就有机会一网打尽。 他定下方案：抽调四个日军大队，再加上两个伪军师，多路出动，准备把南坎一带收紧。 伪七师就在名单里，师长施亚夫，南通唐闸人。 早年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逮捕，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一九三七年秋，日军轰炸南京，他趁乱脱身回乡，不久又重新找到组织。 一九四〇年，经同意，他以“投靠汪伪”为掩护，在南通成立县宪兵队和特务队，担任队长；一九四一年，绥靖军第七师成立，他披上伪军中将军服，成了日伪眼中的“自己人”。 驻南通的日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南浦，对这位“伪中将”格外留心。 南浦是个少将，嘴上常挂着“笼络伪军，长期伪化”，心里却一点不糊涂。有一次把施亚夫叫到官邸，一坐下就用蹩脚的中国话抛出一句：“施阁下，你的共产党大大的。”屋子里顿时静了几秒。 施亚夫心里一惊，手上不乱，慢慢掏烟、点火、吐烟，抬眼顺着话往轻里扯。 南浦笑说是在开玩笑，这番探底就这样压下去，但双方都多留了一分心思。 南坎会议的密电摆上作战桌那天，小林在会上把情报夸得跟金块似的，反复强调来源可靠，是特高课多年经营的新四军报务员发来的密电，“一点不差”。 他拿笔在地图上点着南坎，安排哪路部队堵路，哪路从海边包抄。 施亚夫坐在一旁，听着那一串熟悉名字，心里明白这一网要罩住谁，也知道要是真让计划按图执行，苏中战场得挨多重一刀。 会议中途休息，他捂着肚子起身，说去洗手间，出门时给副官递了个眼色。门一关，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早写好的纸条，上面简短几句：南坎会议已经暴露，日军准备出动四个大队、两个伪军师，重点在返程路上设伏。 他看过确认无误，把纸条塞进副官口袋，只叮嘱一句，要他赶往交通站，把情报亲手交给叶飞。 副官没多说话，转身上车，沿着联络线一路往外冲。 车外是伪军旗号，车里压着的是把敌人计划硬生生拧过来的几行字。 纸条在交通站一站一站传递，终究落到叶飞手里。南坎那一头，已经不再只按日军地图上的节奏走。 休息结束，施亚夫回到会场。散会前，他走到小林身边，说南坎北、东两面临海，一旦被包围难以突围，新四军头面人物大多谨慎，这样的地方不像是开会首选，这份情报怕有出入。 小林听着有些不耐烦，挥手说他多心，这份情报绝对可靠，是潜伏在新四军电报科的报务员发出的密电，说到“报务员”三个字时特意加重了声音。 这一句，把内奸的位置点得明明白白。施亚夫心里有底，不再继续追问，敷衍几句就告辞离开。 回到师部，他连夜派人把会议情况和情报来源一并送往刘桥情报站。 新四军情报系统随即运转起来，把这块情报同南坎会议安排行军拼在一起，开始按自己的思路改动路线。 粟裕接到刘桥送来的情报，没有迟疑。 南坎会议刚散，参会的新四军干部正分路往回赶，按原定路线慢吞吞撤，很可能正好撞进敌人圈套。 他命令骑兵分路出发，在途中把各路同志一一找到，通知立即改变行程，路上提高戒备；又让南坎附近的部队迅速转移，把原本集中在一块的力量打散。 想到日军手里有测向器，他干脆下令所有电台暂时停发报，让对岸的耳朵对着一片死寂发愣。 日军那边按原方案调兵，四个大队、两个伪军师压到南坎周边，扑到地方才发现人影难觅。 有的部队反而撞上机动的新四军分队，吃了亏。 这场在司令部里被说得志在必得的伏击，到头来成了“竹篮打水”，南坎参会的那批新四军干部，一个不少地回到根据地。 新四军保卫部门接到“报务员泄密”的线索，随即在电报科逐个排查。 苏中军区保卫机关折腾了大约半个月，终于把那名潜伏多年的报务员从人群里揪出来，经查实叛变，当场处决。 队伍里的这道裂缝虽险，总算没有拖成更大的漏洞。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凌晨，施亚夫率部在如西独立团接应下起义，整支部队顺利回到根据地。 当晚，在如皋与靖江交界处的东藏庄，军民围坐一堂开联欢会，起义部队被编成苏中军区通如人民抗日纵队，施亚夫任纵队司令员。 伪七师这个名字，从那一晚起退到纸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