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军医曾进行过一项“人马换血”实验，他们将活人的血抽出来，再把马血注射进去，观察实验者的身体情况。 1941年前后的东北，天冷得扎骨头，可有些房间里一点温度都不叫“暖”，只叫发烫的残忍。 昏黄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中间，灯丝抖一抖，一个瘦得只剩骨头架子的男人被拖进来，脚在地上磕出“哒哒”的声，谁也没搭理他的哀求。 日本兵把他往铁台上一按，皮带一勒，胳膊腿全给拴死，只剩下胸口跟风箱一样起伏。 日本军医穿着干净白袍，袖口一点血迹都没有，脸上连多余的表情都省了。他拿起注射器检查了一眼，像厨子例行看看刀锋利不利，随后就把针头扎进那人的血管。鲜红的血顺着管子流出来，流进玻璃瓶里，颜色一点点发暗。男人开始发抖，牙关打战，身子拱起又被硬生生按下去，几名士兵压着他，眼睛里看不到同情，只剩下麻木。 血被抽走大半，男人的唇已经变成暗紫色，呼吸像断了线的风。 军医看了看时间，又吩咐人把旁边那匹马牵过来。那是头活马，鼻孔里喷着白气，也被人死死拉住，同样挨了一针，马血被抽出来，温热的液体再被一点一点推回人的血管里。马血一进体内，男人的身体抖得更厉害，皮肤上起了一片片红疹，胸口急促起伏，像是被扔进火里，又被拎出来浇冰水。 房间里的味道越来越重，血腥味、药水味、汗味搅成一团。有人捂了一下鼻子，很快又放下，似乎已经习惯。军医站在一旁，拿笔记着什么：皮肤反应、抽搐时间、呼吸变化，一笔一划，像在记课堂实验。台上的人从剧烈挣扎到抽动变小，呼吸慢慢变成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气，终究也断了。士兵抬走尸体的动作很熟练，脚步很快，铁台上留下几道擦不干净的血痕。 在这样的日子里，这种“人马换血”，对他们不过是清单上的一项。 换一个人，再换一匹马，实验照旧进行。十三年间，731部队不停运转，从人身上看冷冻，从人身上看毒气，从人身上看细菌怎么扩散。被抓来的，有战俘，也有平头老百姓，名字被抹掉，留下的只是号码和“供试体”三个字。数字往上攒，至少五千条命，被摊在了实验台上。 实验楼外，另一个角落也有火。地上铺了一块被烤得发亮的铁皮，热浪往上蹿，空气里都是焦煳味。几个日本兵躲在阴影里抽烟，眼睛却盯着铁皮上那个女人。他们说说笑笑，像看戏，有人压低声音打赌：这个娘们儿会先把孩子甩下去，还是抱着一起倒？话里带着轻浮，完全没有把人命当回事。 女人被逼着踩上去，脚一落地，整个人就抖了一下，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流。她怀里揽着孩子，脸上看得出怕，可手没松。铁皮烫得厉害，她几乎站不稳，把孩子举高一点，又高一点，脚下皮肉被烫得发胀发痛，腿在抖，胳膊也在抖。那几个人原本笑得肆无忌惮，有人突然住了口，眼神里闪过一瞬的错愕：原来在这么个鬼地方，还有人宁肯自己往火里踩，也要把孩子往外托。 命运并不会因为这一点点人性的亮光就掉头。实验继续，命令继续，母子俩终究没有逃出去。 这样的场面，只是一长串暴行里的一个片段，更多的名字连片刻的记载都没有，连一行字都没留下。 等到战争尾声逼近，731那边的忙乱就换了个方向。战俘被集中起来，一批批处理掉，枪声在荒地上炸开，尸体草草掩埋。实验楼里，资料被扔进火堆，木箱一箱箱点燃，纸张被烧得卷边。有人往井里丢文件，有人砸碎器材，生怕留下一点能对得上的证据。还有更阴毒的，把打了细菌针的动物赶出基地，让它们往山里河边窜，指望疾病和痕迹一起消失在荒野里。 干这些的人心里有数，这不是普通的“战时行为”，是说不出口的东西。他们急着抹掉一切，就是知道只要真相完整站出来，这些人和单位都很难洗清。可纸总有烧不干净的，档案里、照片上、村民的回忆里，东一块西一块的信息被一点点捡出来。十三年的经历，被一代代人接力还原，原本被压在地底下的东西，重新浮上来。 那句写在报告上的“1941年，人马之间进行换血试验”，看上去像是冷冰冰的一条记录。有人翻到这行字时，手会停一下，因为知道那不是什么夸张的比喻，是一条确确实实的命，是一间昏暗房里的惨叫，是一批又一批被当成材料的人。十三年的时间，被浓缩成几个数字：至少五千条性命，一个部队，一整套把人当试验品的机器，这些都被捆在一起，绑在历史那根绳上。 这种事情，一旦被写在史书里，就等于被钉在墙上。 那些死在实验台上的人没机会替自己说话，只能靠后人对档案、对证词一遍遍核对，不让那句“人马换血”听上去像段荒唐笑话，而是永远提醒世人，当“科学”“命令”“胜负”绑在一起，人要是被看成牲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