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1942年的上海，电车叮当，一辆押送犯人的车从闹市晃过去，车厢里坐着的，是一个专门给党中央送要紧消息的交通员。 叫郑文道，广东香山人，1938年入党，被派到上海情报系统干活，外人只看见他在弄堂里穿来穿去，其实手上那一封封信，那些口信，都是奔着前线去的。 他送过的东西，件件都带火光。 汪精卫偷偷跑去日本的动静，日本政府怎么吩咐汪伪政权和“兴亚院”，丁默邨被怎么收买，哪一次大扫荡要压向哪片根据地，准备在哪堵截进敌后的干部，这些安排，一旦提前被摸清，前线就会少掉一批横死的将士。 其中，日本准备“南进”的战略意图，被当成压在案头的“国宝”，牵着东亚战局的走向。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破了所谓“佐尔格案”，敌人顺藤摸瓜，把眼睛又盯回上海。 日本宪兵开始收网，交通站、联络点，一个个被盯上。 对郑文道这种人来说，出门就是在钢丝上走路。他和战友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被抓去，也许他也会一起被抓去，他可以掩护到底。 如果这个目的还达不到，那为了保卫组织，只能一死了之。”真到了那一步，命可以不要，线不能断。 1942年7月29日凌晨，最坏的情况来了。 郑文道被捕，被押上车，往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那头去。车从闹市穿过去，人来人往，谁也不会留意车厢里的人在琢磨什么。 他突然头朝下从车上扎了出去。旁人只当是囚犯想逃命，他心里清楚，这是在给暗处的战友提个醒，也是给自己找一条“昏过去就不说话”的路。人当场摔得不省人事，日本宪兵怕丢了口供，忙不迭把人抢救回来。 等醒过来，人已经被关进审讯室。桌子、椅子、强光，再加上几张脸，整套戏码一看就不好惹。他盯着窗，等看守松懈的一点缝，又像扎向马路那样，往窗口外面跃出去。这一次，没有再被捞回来，生命定在二十八岁这个节点。史料里只留下一句“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八岁”，却压住了细节里看不见的疼。 二十八岁这个数字，在隐蔽战线被按下。早些年，中央特科行动科“红队”的孟华亭，也是停在这里。这个副队长，1932年入党，1933年进中央特科，跟着那支保卫党中央的队伍转战上海、南京。外界只知道“红队”动作快、枪法准，叛徒和敌特听见名号就心里一紧，底子，是高度觉悟和对组织的死心塌地。 形势变坏的时候，“红队”后期挨了重拳。 队长邝惠安，还有孟华亭、赵轩、祝金明这些骨干，相继落到敌人手里。狱中刑具摆了一屋，上刑一次比一次狠。他们不光自己扛住，还用打趣、唱歌、讲外面的消息给别的狱友打气。 那句后来被传开的话，就是孟华亭写下的：“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人生的辛苦都可以尝。 最大的心愿，是走一条对的路。斗争必须继续，这就是唯一的遗嘱。”1935年4月13日，他和“同生共死、并肩战斗的战友”一起，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走向刑场，也是二十八岁。 海峡那边，落在同一个年龄上的，还有萧明华。 浙江嘉兴女子，1947年在北平踏入隐蔽战线，次年6月经组织批准赴台湾，从此把命运绑在那片岛上。 到了那边，很快成了“台湾工作组”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压着的岁月里，她和同伴摸清敌人的部署，自1949年起，通过香港六次把重要情报送回去，其中有关键的军事信息，牵着的是解放军下一步的打算。 1950年初，“台工组”暴露。2月6日深夜，台湾保安司令部的人冲进来，把她带走。 监狱的门在身后合上，往后九个月，每一天都被酷刑撕扯。她咬着牙扛住，不认人，也不多说话，把一条一条线都压在心里。到11月8日，她提笔写下最后一句话：“不要把遗骨带回家乡，就让她留在台湾。”短短几字，把身后事和未竟的事业拧在一起。 不久，她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倒下，同样二十八岁。 1950年4月，“台工组”早先获取的重要军事情报，几经周转，落到组织手里。地图上的箭头随之调整，5月1日，海南岛解放；5月19日，舟山群岛解放。 报纸上只写哪支部队占领了哪座岛，很少有人提起，更早的几个月，有人是在牢房里用血和沉默撑过来的。 把这三个人的故事摆在一起。南京军法处里，那句“斗争必须继续”的遗嘱，像是给后来隐蔽战线竖起的一块碑；上海宪兵司令部里，两次往下跳的身影，把“宁死不屈”四个字摁得死死的；台北马场町刑场边上，那句“遗骨留在台湾”的叮嘱，让人懂得，有的人把自己看成是国家在那片土地上留下的一颗钉。 二十八岁，本该是搭建家庭、打拼事业的年纪，这些人却把二十八岁当成和敌人算总账的最后一笔，把自己交出去，把安稳留给后来人。
